苏勇：文艺学博士，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，青年井冈学者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戏剧影视评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。主持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。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中国美术报》《戏曲研究》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《江西社会科学》《小说评论》《文艺评论》《戏剧文学》《电影文学》等刊物发表评论文章，并有若干被《红旗文摘》《人大复印资料》全文转载。曾获首届网络文艺评论大赛一等奖等奖项，撰写的《诗性现代戏的中国表达——张曼君现代戏创作探要》获第四届“啄木鸟杯”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。
刘飞（以下简称“刘”）：说来有意思，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。我们是在上个月省评协戏剧影视评论专委会与省赣剧院《红楼梦》创排项目“结对提升”仪式上相识的。那之前，我读过你评论张曼君导演的理论文章，见解不凡，深契吾心。所以那天得见特别开心。
苏勇（以下简称“苏”）：你过奖了，那天我们真如老友相见，没有一点生分，之后我还带了学生去观摩赣剧《红楼梦》的剧本围读，大家都非常新奇、兴奋。
刘：那天听你谈起，你最初并不是一个自觉的评论家，在从事文艺评论工作以前，似乎还进行过其他尝试，比如文学创作。那么能不能结合你的经历，谈谈你是怎么走上批评之路的？
苏：同我们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中文系的学生一样，文学对我们而言是神圣的，是我们理解世界、理解他人、理解自我的一种方式，是镜与灯。同时，至少在我们的时代，文学也是我们改变命运、获得社会认可以及自我实现的一种令人羡慕甚至高不可攀的手段。被写进当代文学史的很多作家，他们走上写作道路的理由其实非常朴素，比如莫言是为了能顿顿吃上饺子，余华则是想去县文化馆躺平。实际上，余华也正是因为在《北京文学》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，才成功地摆脱了牙医的身份。我读书的时候，文学的地位已经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法比了，但我也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像余华那样通过文学来改变命运。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《仙女下凡》，我当时也投给了《北京文学》。
刘：结果怎么样？余华、苏童都不止一次谈过他们被退稿的经历。
苏：对，所以投稿后我也没放在心上。但没过多久，《北京文学》编辑就打电话过来了，那个声音热情而美好，主要内容就是说我写得好。我当时特别紧张，连她姓什么都忘了问。我以为这篇小说没过多久就能发出来，我甚至都想到张艺谋要把这篇小说改编成电影了。
刘：哈哈，可以想见当时的狂喜心情，能在《北京文学》发表作品，那可以说是一举成名了，那后来是什么情况？
苏：别提了，等了半年也没有任何音信。后来这篇小说发在《黄河文学》上，尽管张艺谋、贾樟柯他们没有一个来联系我，但小说能发表总是件令人开心的事。我立马就又写了一个中篇，还是投给了《北京文学》，结果没人理我，我就大失所望。然后我就抱着学习的态度重新阅读莫言、余华、贾平凹、苏童等当代优秀作家的作品，当时的感觉可以用绝望来形容，我觉得我永远都写不出那么漂亮的文字。
刘：所以你应该“恨死”他们了吧。
苏：没错，我当时真的“恨死”他们了。后来就想着等他们退休了再写吧。
刘：可是他们并没有打算退休，余华去年还出版了风靡一时的《文城》。
苏：是啊。所以我就想，既然我写不过他们，我就“批评”他们吧，于是就干起了批评的活儿。
刘：这么说来，你是弃文从评了。那在批评或评论的道路上，你走得顺畅吗？遇到过哪些困难？
苏：开个玩笑。其实我的研究方向本来就是文艺评论。我的批评之路走得还算顺畅。这当然要感谢一路上遇到的那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