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篇文章收录于百家号精品栏目#百家故事#中，本主题将聚集全平台的优质故事内容。读百家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
虽然挨过很多次打，郑在欢仍然能快速回忆起那天傍晚遭受的一切。因为撒尿在喂鸡的碗里，继母在院子里泄愤似地打他，打得拇指粗的竹竿碎成了竹签，十多岁的郑在欢在地上爬来爬去。第二天上学，被继母打过的地方开始生疼、发肿，有同学一碰他，他就疼得弹到一边。
那天，郑在欢第一次写下不是老师布置的作文。那段文字后来被姥爷捡到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：我不想回家，我宁愿做个没有家的人。
他去找奶奶，奶奶不敢理他。去找姥爷，姥爷又把他送了回来。他躲在树林里，甚至想到了死。
母亲早逝，11岁以后，郑在欢搬到再婚的父亲家里居住，遭受继母持续的暴力和父亲的漠视。在弟弟不慎落水死亡后，16岁的他终于选择彻底逃离这个家庭，开始打工、流浪的生活。
打捞起他的，是地摊文学和写作。这使他奇迹般地脱离身边伙伴的轨迹，成为一个作家。
年，郑在欢的小说集《驻马店伤心故事集》出版。书中，他记录了记忆中家乡河南驻马店的亲人、乡邻和伙伴。那是一块精英和文明视野之外的荒蛮土地，人们不断争夺生存空间，或沿着通往城镇的履带，去他乡谋生。
郑在欢是中国第一批乡村留守儿童中的一员。根据年全国妇联发布的《我国农村留守儿童、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》，像他这样的留守儿童，当时已超过万，且规模还在扩大中。
郑在欢说，像我们这样的孩子，有几个能创作文艺作品，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生活呢？他写作的初衷是记录和反思自身的处境，同行的人下沉了，只有他得以浮出水面写作。这样的写作可贵，它在层层苦难下得以幸存。
我们的交谈是在郑在欢北京的住所里完成的。他的家中堆满了书，一摞摞在地上垒着，我们在书堆里聊天。每段故事接近结尾，他都会大笑起来，迅速消解故事悲苦的色彩。录音里，笑声比以往的采访都要密集。
正如他在书的后记中写，我不喜欢把故事讲得像是社会调查，也不想过多地阐释时代带给人的副作用，时代与命运，都藏在故事里，人逃不过环境的局限，却能活出千奇百怪的样子。这就是写作让我着迷的地方。
以下，是郑在欢的讲述。
文｜林秋铭
编辑｜鱼鹰
图｜受访者提供
没娘的孩子
我以前不想聊这些事儿，是因为过去经常看到一种反应——他们脱口而出，你太惨了。慎重思考过命运的人不会轻易说别人惨，大家生活都是一样的。我怕人觉得我在深情款款地讲这件事，我不喜欢严肃，严肃在我看来是一种有压迫感的东西。大家乐呵地、轻松地分享有意思的事儿，抽身出来，不再沉湎在当时的情绪里，这些故事才值得一讲。
我七个月大的时候，母亲去世了，是我奶奶把我带大的。小时候我对我父亲没有记忆，那时候他一直在广州卖盗版书。我母亲没死两年，他娶了我继母。他家跟我奶奶家有一段距离，大概有二三百米，即使他从广州回来，也不一定见我。他不会跟我主动说话，不会跟我亲近。
大概五六岁的时候，很多小孩买塑料水枪，我一看这玩意儿好啊，我说你们在哪儿搞的？他说买的呀，我说多少钱？他说5毛，我说太贵了，他说找你爸要去。我感觉我的天灵盖被打开了，以前我从来不知道能找我爸要钱，不知道爸是干这个用的。
那一年正好我爸在家，我就跑去了。我爸爸在跟人聊天，我说爸，给我5毛钱，我要买水枪。他说玩什么水枪。我说不行，我就要。旁边的大人笑，哎呀，你看你儿子多可爱。他们一笑就助长了我的气焰，我不走了，在一边念，给我5毛钱，我要买水枪。他蹲在一个土坡上，阳光照下来，他是逆光的。
我傻乎乎地拿一个大石头一丢，正好砸到他脸上，他吼了一声：你涔啥咧？意思就是你在这儿调皮什么。他作势要追我，那个逆光的影子啪地一下升起来覆盖住我，我直接撂蹶子就跑了。跑完，我躲在一个角落里哭了。
小学二年级，老师说你们得买一个字典，我确实也想要一个字典，我很爱看书，很多字我不认识，想查。奶奶在厨房做饭的时候，我爸来了，我说爸，老师让买字典。我觉得这个他肯定会给，老师让买的，而且对学习有用，但是最后他还是没给这个钱。他走了之后我哭得特别伤心，觉得他怎么能对我一点怜惜都没有呢？
我继母是全村公认的恶人，经常摔东西、打架。我回到那个家的原因是我继母让我照顾刚出生的妹妹玉玲。从我11岁到16岁，我们扎扎实实地一起生活了好几年，有两三年她在外地，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有两年左右。对于成年人来讲，两年太快了，一转眼就没了，对于小孩儿很漫长。你会想，这一天怎么还不过去。
她的手头随时有几个小孩儿可以打，找个由头就行。但是她打我，没有那么蛮不讲理，我真的犯错了才能打我。她打人是很严肃、有程序的，工具就是鞭子、竹竿和皮带，先要关上院子的门，再关上卧室的门。让你跪下，把皮带往手里一抽，问：知道错了吗？错在哪儿了？你得把做错的事说对，说不对就打一下。夏天衣服薄，皮带可能抽你脸上、脖子上，有一道道血痕。有一次惩罚是在院子里完成的，她那天下手格外重，打得我在院子里爬来爬去，膝盖上沾满苔藓。
她过瘾了就停了，有时候可能要打好久，完全是她在掌控。她打我的时候，我心里只有害怕，无能为力。她长得人高马大的，大腿快有我腰粗了。刚回家不久，我看到她跟我爸打架，我爸都没干过她，我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尝试。看到鞭子就发抖，在她手底下我是没有自尊的。
逃离
我逃离了那个家三四次。第一次逃到我姥爷家，被我爸搞回去了，第二次逃跑我很犹豫，最后也只跑成了半年。那时候姥爷和我爸口头约定，把我的抚养权转移给他，我跟着姥爷生活。那是一段快乐的日子，但也仅仅是一个学期。后来因为一些家里的琐事，姥爷把我叫到一边，垂头丧气让我回家，说他没法照顾我了。他说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姥爷对不起你。
我和继母那么长时间相处，不全都是互相攻击，也有温馨和日常的生活。但我得弄明白我的角色，我就像古代的仆人一样，不能越矩，不能跟她耍宝卖乖，要待命于她身边，她让我干啥就干啥，抱孩子、洗衣服、洗碗、倒尿桶等等，有时候她给我点好脸色，我也发挥幽默细胞逗她笑笑。我爸在外地挣钱，她在家花钱如海，又赌博又喝酒。我们家把啤酒当饮料，我妹妹三四岁就喝啤酒，（渴了）要么接井水喝，要么开罐啤酒。就这么朋克。
相比之下，我的弟弟玉龙不可控，不会听话受刑，我继母就追着玉龙跑，追不上就把手边的东西扔过去。有一次玉龙反抗，胳膊被掰断了。打我妹妹玉玲的时候，我妹妹也跑，就被菜刀在腿上剌了一个一拃长（20厘米左右）的口子。
我过去觉得我跟玉玲是一个共同体。我把她照顾到三四岁，常常骑着车子，把她放在车后面的斗里，带着她到处跑。后来她再大一点，懂事了，我继母就说，那不是你哥，你别叫她哥了。玉玲就不叫了，学着继母的口气突然叫我欢子，那是长辈对我的称呼。欢子，你过来，把水倒了或者怎么着。
我崩溃了。因为我最看重的就是尊严。她那么小，喊我一声欢子，我觉得我白照顾她了，强制自己跟她分裂这种情感，告诉自己，不要再心疼她了，不值得。
最小的弟弟玉衡出生后，我也逃避和他建立感情，但他是那么可爱，他抱着你，小手拉着你，你拒绝不了那种温暖。他还没来得及被我继母改变，去世之前还在叫我哥哥。
因为继母的疏忽，玉衡淹死在我家门口的池塘里。我在小说里叫他玉衡，是希望他是一个永恒的人，他夭折得太快了。在农村，家里所有人都不会提起夭折的小孩。他相当于没有存在过，我们也不会知道他埋在哪儿，没有人去祭奠他。
古朴的情感
有人听完我的故事后说，像我这种人，没有走上犯罪道路已经不错了。但其实在11岁以前，我的世界观已经初步建立。我姥爷有知识，是银行的职员。我爷爷是村里有名的好人，跟人从不红脸，甚至都不会骂人。他小时候老带我上街，让我坐在自行车的大杠上，到了街上，会先给我买一个粽子或者烧饼。他会跟孩子说很肉麻的话，说你多可爱呀。说那些话的时候，爱意是洋溢的。他让我看到人柔软的一面。
在家里，爷爷负责温厚，我奶奶负责教育孩子，稍微有些严厉。但她不会随意骂你，而是会明确告诉你哪些事不能干。我奶奶是一个磊落的人，她对周围人的那种爱是博大的，邻居出了什么事，她自己都担心得不得了。
我小时候没有母乳吃，经常吃邻居家一个女人的母乳。这个女人命不好，生完孩子后，老公抛弃了她，跟广州一个女的结婚，不管她们娘儿几个了。她也改嫁了，脱离了这个家庭。三个女儿在她们的叔叔家长大。我奶奶经常跑过去看那三个女孩，对她们特亲。
前两年，那个女人带三个闺女又回到我们村，带着礼品来看我奶奶。我奶奶一看，大家十几、二十年没见了，哇一声就哭了。老中青三代女性抱头痛哭。几十年了还愿意来看看一个老邻居，这个力量带给我的冲击非常强。乡村并不全都是恶的东西，荒蛮是农村的一种底色，当然还有一种古朴的情感，它是在苦难里面滋生的。
我家的情况在村子里算是特殊的。每次从一些不太相熟的，离得比较远的村民面前走过，还没走多远，他们就说起来：这孩子可怜啊，怎么长不高呢。一副看热闹的心情。
有一次，我去倒尿桶，那点尿我继母都不想浪费，让我倒到菜地里去。我拎着尿桶走一路洒一路，正好拎到我家不远的一条小胡同。一个邻居老奶奶骑着车，载着一箱苹果迎面过来，她说，这不是欢欢吗？你咋提这么重的东西？你那个妈怎么能让你干这么重的活呢？赶紧给它倒沟里。我拦着，我说不能倒，不能倒，我怕她下午去菜地一看没有浇过尿水。老太太就哭了，说没想到你现在这么受（河南话，受苦的意思）。她把苹果箱打开，给我拿一个苹果，她说你吃你吃，非要让我吃，拽着我，抱着我。
这种怀抱让我哭了，让我想到我奶奶，我越吃越委屈，我好久没有跟我奶奶说话了。我吃这个苹果，边哭边吃，都快吃噎了。尿桶就在旁边（笑）。
阅读
我一直是个喜欢读书的人，阅读塑造了现在的我，所以我们以这种身份相见。
我爸最早在广州倒卖二手服装，后来跟着我三叔摆地摊卖盗版书。我三叔懂书，我上学之后，他会拿回我能看的书。金庸的武侠小说、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、《上下五千年》……我回到家总是有书看，书一直没断过。
我家没什么文学书，但是有各种杂志，比如《故事会》的合订本，《啄木鸟》《全国真实案件纪实》什么的，用一两万字写一个案件。我记得有震惊全国的持枪劫法庭案、未解之谜的空中飞人案。我不干活的时候就在看书。其中一篇叫《潜逃东南亚20年》，那个夏天下着雨，我坐在屋檐下看着这本书，感觉自己就在热带闷热潮湿的环境里，跟逃犯在一起。还有另一本书叫《中国十八年家庭实录》。我十几岁看到这些，冲击很大。那些官场小说都写得很色情。
我小时候的滋养是这些地摊文学。我爸还拿回来好多日漫，我特喜欢《拳皇》，还有一个叫《天子》的黄暴漫画。他们不会分辨孩子能不能看，都拿回来了。我的阅读不是规训的阅读，碰巧赶上什么读什么。
上学后，教科书刚发下来那几天我就看完了，不管是数学、语文，因为我太如饥似渴。我在学校里表现不错，老得奖状，奖品有一些美术本、英语本，我就在英语本上写诗。我看的第一本诗集是汪国真的，现在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句子，青春是风，没有固定的形状……我们就这样，刮过原野，漫上山岗。
二年级学看图说话，老师发现我的天赋，三年级后他们夸我作文写得好。这些认可让我减轻痛苦，让我分散注意力。要让我选择，我肯定想一直上学，我隐隐约约觉得老师们的鼓励是一个正道，他们说，好好读书，清华北大的校门为你敞开。
我爸从不会跟我讲，你长大了要干吗。我奶奶只会说，吃多点长得高，以后出去打工老板看得起你。考上大学不在他们的语境里，这个过程对于我们那里的小孩来说太漫长了。初中三年，高中三年，我觉得我坚持不了六年。15岁那年，我想我可能上一两年学就要跟大家一样去打工了，快坚持不下去了。
我中学开始放任自己，跟着一帮坏学生逃学、打架，去网吧、台球厅，但是我唯一没放下的就是语文课。在家里，继母的暴政我无法反抗，忍受的过程很艰难，但是一出去又能上学，又能见朋友了，心情马上换了一下。难受的是放假，我只能一个劲儿干活，那一两个月蛮难捱的。
玉衡弟弟的死是一个导火索，打破了这些平衡。在这之前，我积压了太多不满和愤怒。
我弟刚死一个来月，继母让我中午从学校回家吃饭，承诺我会把饭提前做好，一点也不耽误上学。等我回到家，却发现她连碗都没洗。我心里窝火，打来水去洗，洗碗的声音大了一点，她过来打了我一下，我就炸了。那天我历数她的暴行，发出来的声音甚至不是我的声音，已经怒到话都说不顺了，喊几句嗓子就哑了。我爸看着我跑出了家。
我住在我同学家，他们给我发最后通牒，说你要再不回来，就不让你上学了。年的春节，他们真的不再支持我的学费。我奶奶给我找了一个路，她说你堂姐要去河北打工，我想了想，就跟我堂姐走了。我给自己起誓说，这一走我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，我要自己去讨生活了。
履带
年春节，我16岁，那是我第一次去外地。我收拾好行李，跟堂姐和发小，一起在路边等待老板接我们去驻马店坐火车。走到火车站，我已经有一点怵了。火车站乌泱乌泱的人，都在广场上坐着，那个年代，打工的主力军还是20多岁、30多岁的人，身边围着大包小包。我们都是被输送过去的，农村和城市之间好像有一条履带，你只能往那儿走，在一个不变的机制里面，只能被输送到那些工厂里。
一坐上春运的火车，胳膊放好了就很难再移动，动一下就得惊扰旁边好几个人，得估摸着这条胳膊麻了，然后换个姿势。到半夜了，大家昏昏欲睡，人的密度很大，站着跟躺着差不多。即使那么挤，半夜那个餐车来回地推，人群还是能很滑溜地给它让出一条道来，像利刃刨开鱼腹。餐车在坐火车的人眼里是很神圣的，一般人不舍得买。你就能看到鱼籽们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那个利刃划走，又黏合在一块。
我们坐了一夜，第二天到那个地儿已经累散架了。睡一会儿起来，老板开始给我们安排。那个厂子是做箱包的，雇的大多数都是童工和有残疾的人。我发小比较粗壮，老板说你来砸皮包上的铆钉。他看我比较文弱，让我去剪线头，剪布边。我的工作很流动，看哪个缝纫机有东西下来了，我就搬一个小马扎，往它的脚下一坐，开始剪线头。厂里大概有五六个女孩，我来回地在她们之间干这个。
干了大概半年，老板觉得我挺好，让我做质检。我有一间单独的屋子，里面还有一个席梦思。我每天坐在席梦思上，给包做质检。有的包针脚不好或者铆钉扣不上，我就返工，让他们重新搞。我干活特卖力，把包翻得啪啪响，觉得赶紧干完就能歇着了，其实活根本干不完。
所有人上班时间都是一致的，早上6点半起床，7点就要上班干活。晚上要干到11点半，加班到凌晨一两点也是家常便饭。
秋天的时候，有一周我们连续赶一单急活，每天最多睡三四个小时，有时候甚至只睡两小时，最后人熬疯了，都跟僵尸一样。老板的亲妹妹踩缝纫机都睡着了，老板一叫她起来，她就哭。
那时候我才感到绝望，不能再这么干了。在那儿，人就是机器零件，猛用你。常年两道菜，炒土豆和炒白菜，用猪油炒，寡淡无味。我堂姐那个时候瘦到了70多斤，很难受，每天在背地里骂老板。
那是挺折腾人的一段生活，缝纫机永远都不会停，嗡嗡嗡一直在响。老板一般不让上班时候说话，我就在心里自己和自己说话，说久了会幻听。晚上12点躺在床上，脑子里还是嗡一下、嗡一下。
但我知道我不会一直在这儿的，那时候我们的梦想是学到技术后去大城市，去东莞打工，去南方，那里遍地都是机会。
一个月放一回假，我们会向老板支一两百块钱，去镇上洗澡或是采买东西。买一双鞋20，剪一个头发5块，吃一碗拉面5块，然后再上上网，玩玩游戏，剩下的我每次都用来买书。
我当时买的第一本叫《韩寒五年文集》，是一本盗版书，里面字特别小，韩寒五年的东西都有了。那时候80后开始写书了，我看得如痴如醉，甚至还被郭敬明的文学才华给震惊，（觉得他）好会造句（笑）。
我看书很快，看完没得看了，一个月剩下的时间不知道做什么，我就开始自己写。先写武侠小说，看完韩寒和郭敬明，又开始写我的自传。
第一年下半年，我在算术本上写东西。每天晚上11点半下班，我胡噜一抹脸，刷一个牙，两分钟解决洗漱。最早那间屋子是一个炕，抵着墙，非常大，我们四五个男生睡在一个炕。我睡在边角，大家会躺床上听一两个小时的收音机，他们玩的时候，我就趴床上写作，头顶上开着大灯，一般他们要熄灯的时候，我也就写完了。我脑子里根本没有文学，只有写字，只有叙事。
那个算术本最后写了有十多本，我不会用电脑打字，我想等我挣了钱买了电脑学会打字把它打出来。第一年回家，我按照韩寒盗版书上的南海出版社的电话号码打过去，想问问他们接不接受投稿，过年的时候一直没人接，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
我们的生活
我那时候意识到，当时的图书市场好像缺了一些东西。80后这一拨作家写的作品，跟我们的生活都不一样。
在我小时候，他们老说我们村有一千多口人。我这一代的发小很多，一群有几十个，出去上学、打工的人都乌泱乌泱的。
我们身处的就是留守儿童的环境。我的朋友们都在工厂干过，能坚持读高中的已经寥寥无几，小学同学一个班，读大学也就三四个。像我们这样的留守儿童有几个能创作文艺作品，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生活呢？
以前的那种乡村书写，要么是田园牧歌式的，要么是村长跟谁家媳妇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不是我们世界里的东西。我们是商品社会的孩子，穿着最便宜的牛仔夹克和牛仔裤，一身三四十块钱，六七个少年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，站在桥上看着过路的车辆或大姑娘，觉得自己特是人物。我们大多数的时间是在田野里和大街上晃悠，因为不用花钱。
父母都不在身边，成长是没人管控的，爹妈只是一个月给你来一回电话，过年时回来一趟给你买两套衣服，也不擅长表达爱。所以大家没有爱。像我奶奶说，你好好吃饭，长得又高又胖，老板看得起你——我们卖的是肉体，说白了是码头工人逻辑。
我上中学那年学校实行的是两免一补，免教科书费、免学杂费，还补贴生活费。村里很多孩子都去上中学，导致每个教室的学生爆满。宿舍不够住，只能给女生住，男生沿着学校公路旁边租房子住。
我记得第一天上晚自习，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们终于不用在家睡觉了，我跟我几个玩得好的到处乱跑，遇见了几个初二的，让你拜拜码头，叫这哥叫那哥。那时候的乐趣就是看谁打谁了，谁又做老大了。我们崇拜古惑仔，也做一点犯罪的事儿，在路边拦大车找人要钱。
我16岁想写小说《陨石》，是想把这些事儿给写了，想让人看看这些孩子在过什么样的生活，这里的青春有多么残酷。我觉得，得有人管管我们。
现在村里的留守儿童还是很多。我们那儿的一些80后开始懂得教育孩子好好学习，也把孩子送到辅导班。他们已经知道出路在哪儿了，因为吃过这个亏，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条件把孩子留在身边。当他们的工资允许他们不用住宿舍，可以自己租房，务工人员的孩子可以在那儿就读社区小学，这些才能改变。
他们当然知道，读书会让下一代变成有文化的人，接触到不同阶层，如果只是去工厂打工，就会一直在这儿打滚。他们也有务实的想法，卖海鲜的、批发小商品的个体户们如果觉得这门生意挣钱，会让孩子子承父业。将来最没办法的是既没生意的机遇，又没有读书机会的边缘人。
我曾经的那群朋友，后来干什么的都有，但是在工厂做工的像我这个年岁的已经很少了。一线城市驱逐35岁以上的白领，工厂驱逐30岁以上的工人。一是年岁大了，工厂不好管理。二是精力有限，接受不了高强度的加班。他们流向了社会各个服务行业，在犄角旮旯做着小生意，卖菜的，卖水果的，搞快递的，卖跌打损伤药的，卖鼻炎膏的，什么都有。这个社会是需要有人去溜缝的。
书写
年我来北京，买了智能手机之后，看到一个征文比赛，首奖30万。我投稿的作品是一个玄幻小说，30万没挣上，最后挣了，我用这块钱买了一部电脑。后来认识我当时的女朋友，她说你是个人才，应该当作家，我才有这个意识，于是我20岁开始在家写作。这一路都是误打误撞的，我想好的退路是回厂里做鞋。
写《陨石》期间我顺道写了点短篇，就有了《驻马店伤心故事集》。
写《驻马店》，是一点一点接近我自己。第一篇写我奶奶，第二篇写我继母，第三篇写我弟弟。我前面用了三万字铺垫，直到写到我弟弟的时候，我躲不掉了。我犹豫了好久。当写下题目：《没娘的孩子》，它真的就到我了。第二天，我面对这个文章，不知道怎么写，犹豫是不是要把自己和盘托出。我小时候一直追求的是，大家能把我当成同类，当成一个酷酷的男孩儿就好了，不要觉得我很可怜，很值得同情。因为可怜和同情在我这儿都是很难说出来的词。我对这种词太敏感了。
那时候对自己的写作要求是每天写一篇不中断，犹豫了半天，时间越过越没了，这个下午还要不要写。我想我先写下来，到时候不发这篇也行，先面对自我再说。那篇开篇就是，我奶奶总是介绍我是没娘的孩子，让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儿。这完全是我最真实的感受，没跟人分享过的感受。
有一个书评说得很好，他说《驻马店》是两个时空的事儿，是现在的青年在回顾以前的伤痛。
写着写着，写到我在树林里流浪那段经历。那段时间是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我想过自杀，想过出去流浪，像三毛一样走到哪儿算哪儿。我后面已经没有靠山了，没有退路了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干嘛。最后我拿出小刀在树上刻字，天不公平，最后一句我X你妈。写到这里，青年的我和少年的我重合了。所有愤怒和情感凝聚成一个点，你只能说脏话，其余什么话都没有了，没有理性可言了。
情绪发泄完之后，我才能抽离出来看自己，少年时空和我的时空又分离开来。我在后面很冷静地写到，我去我姥爷家，我姥爷不待见我，他管不了我，让我回来。我才会试图理解我姥爷的处境，甚至试图去理解，我继母为什么会这样，我姥爷、我奶奶为什么管不了我。写完那些文字之后，我算是对以前的少年有了个交代。
我渐渐发现，这是一个归属的问题。我是我爸的儿子，乡村里儿子是很重要的财产，你不可能从人家手里夺取儿子。我奶奶一直养着我，养到十几岁，心里想的是，你迟早要回去，等你长大了你爸得管你，给你盖房子娶媳妇。你爸老了，你还得养你爸，这是传统观念里男性要做的事。
我逃到我姥爷家，唯一对我负责的是我姥爷。我的舅舅、舅妈们给他施加了压力，因为我姥爷是银行职工，有退休金，将来有一笔小家产。他们讨论，欢欢要是在这儿的话，欢欢上大学你管不管？欢欢娶媳妇你管不管？你肯定得管，那那些钱我们捞得着一分吗？
这是农村的生存哲学，不管是在家庭还是社会上，所有利益你都要争。你退一步我进一步，得一直往前凑。灵巧掌握这个技能的是各个家庭里的妇女，不论是你家的鸡啄了我家的菜，或者你家的羊跑到我家地里了，纷争是很琐碎的事儿。贫瘠的生活里，争取生存空间是谋生的惯性。
以前的乡绅时期，一个家族里有大家长，由他们决定这个家里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条件。儿子要孝顺大家长，儿媳妇要听儿子的话，三从四德，他们不敢忤逆。但不满其实一直都在。以前有宗族的条条框框，后来，大家开始各展所能。
而我继母走向了这种规则的极端。她有一种人格比较冷漠的情感障碍，也许她有某些心理疾病，但家里没那个条件给她看医生。她后来跟我爸在广州摆地摊卖盗版书，我爸因为卖黄书还被抓进去过。她对城管从来没有怵过，穿制服的人来拉摊，她就跟人骂，骂得城管都受不了，说算了，这次走吧。她就是这种人，可以跟你拼命。
这种支配也反映在我们小孩身上。我们那儿没山，是辽阔的麦田，小孩儿想玩儿都是到野地里、到河边玩儿，可以钓鱼、逮野鸡、撵兔子，小时候的乐趣是虐待那些动物，抓那些动物吃或者打，把它们杀死。到我们长大点，乐趣就变成了人和人的关系，形成帮派，欺负别人。从你能支配动物，到你能支配别的小孩儿。
我受不了被支配，因为我从小太敏感了，我本能地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别人都有父母，我在我奶奶家。我常常会沉浸在奶奶的讲述里，他是个没娘的孩子。我知道在我奶奶面前哭，奶奶就会心疼我。但是我的自怜不会让别人看到，在别的孩子面前，我不能展现脆弱。
我们那儿的儿媳是有好几代的，现在新儿媳们来了。90后儿媳已经有所区别，父辈出去打工，外来的交流变多之后，农村没那么闭塞了。家里的杀伐已经稍微减轻了一些。不像我父辈，60后、70后，他们纯粹从生活学习生活，没有参考的坐标。
农村里谈感情有点矫情了。他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，像野草一样活着就行，是他们对生存理解的底色。到了我们这一代生活条件好了一点，所以我们奢求更多，我们奢求亲情、奢求爱。
发现
写完之后，我发现我获得快乐的途径变多了，生活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强，不像之前是为了出人头地，让他们仰视我，我再去把权力施加在他们身上。现在写写小说我就挺快乐的。我可以和朋友们没有目的地交往，谈谈艺术，聊聊写作，人和人平等交流，然后触及到那些边边角角的快乐，这是一种强大。
他们的弱小是只有生存这一个目的，只有占有、得到、索取才能让他们有安全感。他们不懂给予，甚至平等的对待都做不到。这种弱小是值得同情的，它没法产生广阔的快乐。
大家现在常常会用一句话，与自己和解，其实不是与自己和解，而是去发现。我在写那一篇《没娘的孩子》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些光怪陆离的生活和恨意是别人传递给你，强行施加到你头上的。当我再去回望，发现大家都挺可怜的。他们已经这样活了40年了，我只活了20年。他们没写，我写了，我去发现了。
说白了，其实我的发小们比我幸运一些，他们有健康的家庭，可以慢慢摸索着成长。我不行，我只能打着激素让自己长大，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。不需要写作的人生是幸运的、幸福的。
在书里，我用文学的手法说我一跑跑到了现在，其实也没跑那么利索。
我现在回家基本是为了看我奶奶。北京的生活跟那边的生活非常割裂，太割裂了。我在那儿，就是一个叫欢欢的可怜孩子而已。
以前我喜欢过年的时候回去，热闹一些，从去年开始不太喜欢了，突然觉得没劲。现在回家的快乐反而是跟妇女们聊天，听我奶奶还有年纪大的大妈讲故事，她们跟自己男人说不了，蛮需要倾诉的。
那一年出去打工后，大概有三四年，我爸见到我和我说话，我是不理的。我要贯彻我的决心。最后还是没贯彻到底，（因为）老不跟他说话，（会）导致奶奶家的氛围也变得尴尬。最后他还是会打招呼，欢欢回来了。我说，嗯。他说要不要回家吃饭？我说不用了。
有一次我试探他，我说，你啥时候给我盖房子娶媳妇？他马上一摆手：我哪儿有钱。我不争气，又想哭了。我想他还是没变，甚至连探讨的可能性都没有。欢欢要不要回家吃饭，都是表面的关心，他不会深层次为你打算。其实我蛮想问问他的，你为什么不关心我呢？你为什么心里没我呢？从小到大，他甚至没有专门逗我笑过，都是逗我弟的时候顺便把我逗笑了。
我弟媳妇后来告诉我，她说我爸看完我写的书哭了。我没有亲眼看到他哭，不能揣测他是自责、内疚还是怎么样，我只知道，他是看到这个文本才哭的，我想也许是文本的力量。
我的兄弟玉龙后来离了两回婚。他儿子今年10岁，在上小学。前一段时间，学校的老师拍玉龙孩子的照片给我看，说现在我们小学有食堂，人家都在食堂吃饭，他蹲在地上吃方便面。我看了很气，跟我弟说，你是没给他交伙食费还是怎么着？人家都吃饭，你让他吃方便面。
因为我爸和玉龙都要出门打工，小孩只能放在我继母那儿。他跟我小时候的遭遇一样，院子里面的草要拔干净，十岁就开始提水，水桶都摇摇晃晃的。我听说有一次他离家出走，在人家排水的石管子里睡了两天。
我只能跟玉龙说，你多关心孩子，多跟他聊天，他就这几年（需要你），等他长大了，你想跟他聊他都不跟你聊了。玉龙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只能和玉龙说这些，不允许自己再陷入他们的关系中。因为太难受了。当我回顾以前，我可以把它写得很美学，但是让我再置身于这个环境里面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再也受不了卑躬屈膝，或者去献媚别人，我过够了这种生活。
又一个孩子毁了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这就是悲剧的重演。如果这个孩子以后不能像我一样自省，一代又一代，这样的生活模式只能往下传。
荒地
我一直都在漂泊之中。我从小就寄人篱下，我家地都没我的份。只有一个户口在我家挂着。我好不容易逃离这个环境之后，活着的唯一要义，就是活得开心，活得有自主能力。
小时候我看到我爷爷对一个小生命那样好，我会对人好。但也因为小时候看到我爸被我继母家暴，我会受不了伴侣对我的指点。如果女朋友和我说，你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，我就很逆反，哪怕我知道她是为我好，我也不能允许她一直那样说。这些反应会存在我的应激机制里面。
人不可能摆脱过往，单独凭空生出一个新的你来。我们是带着不同的历史汇聚的，尤其是谈恋爱，建立长期的亲密关系，她带着她的历史，你带着你的历史，像两个国家建交一样，谁都有历史创伤，只能是慢慢摸索。
童年是会影响一个人，但是影响我的是我爷爷和奶奶，不是我的继母和父亲，他们只是我生活里的意外而已。我知道他们是特例，我不会因为他们看扁所有婚姻和家庭。我的老师是生活，是千姿百态的人。
人际关系可以脱离，行为模式是脱离不了的。我能感觉到，跟城市里的朋友聚会的时候，大家的语境是不一样的。大家会聊童年看的《七龙珠》《海贼王》，我没看过。大家的电视都能收到20来个台，甚至能买DVD，学校旁边就有漫画摊，这些文化塑造了他们。但我一直进入不了，我的出处里面没有这些。聊到少年时代，父母让他们高考，去报班，去学琴，我都没有过。我们不是共同体，但是我又生活在城市里，我会明显感觉到我的不一样，这种不同没有好坏之分。
我对村子最初的记忆，是五六岁。我们村树林子特别多。夏天，树林里下着蒙蒙细雨，我们也不打伞，就从家里拿一个锅铲去铲蝉。一下雨，它的洞就冲开了，我们把蝉从洞里给搞出来，不舍得自己吃，都卖了，大的5分，小的2分。我的第一幕记忆就是这个画面，那时在下雨的树林里面玩得特别开心。
在乡村长大，我们小时候的探险就是沿着河走，那样的生活给我留下了一些烙印。现在我出去玩，我会下意识地去找荒地，而不是去规划得很好的景点。
一旦站在荒地上，我就感觉特别好，它是充满野性的。虽然都是平原，你会发现，荒地上灌木的长势都不一样，因此，形成了不一样的地貌和景色。
（文中，玉龙、玉玲和玉衡为化名）